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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张清扬《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形态与转型》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5月16日 来稿)
    
    張清掦:《人類社會政治制度的形態與轉型——兼論「專制一·〇」及其升級版「專制二·〇」》
    

    【張英按】
    
    🤔日前收到中華家國黨梅元禧總管家惠來,張清掦先生《人類社會政治制度的形態與轉型——兼論「專制一·〇」及其升級版「專制二·〇」》佳作,這篇兩萬字的政治學術論文。
    
    清揚先生,此篇宏文,尊重史實,娓娓道來,指出馬克思關於人類社會形態劃分的學說、由馬克思來承擔強制推行共產主義所產生的惡果有點冤枉、人類社會形態的正確劃分方法、沒有抽象的資本主義只有具體的資本主義、階級鬥爭學說的荒謬性、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演變歷程(氏族社會——封建社會——皇權專制社會——)、歐洲領先世界進入民主社會、中國由皇權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後步履蹣跚、俄羅斯的民主轉型還不如中國、列寧創造出了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列寧輸出無產階級革命把它的鄰國中國害慘了。這是作者將皇權專制稱為「專制一·〇」,而將一黨專制稱為「專制二·〇」。
    
    為什麼說「專制二·〇」是「專制一·〇」的升級版?我們可以進行如下的比較分析:一、專制的廣度和深度——二、誠實對謊言——三、壓制言論嚴控媒體——四、保持高壓製造恐懼——、「權貴化」徹底消解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從一黨專制和平轉型為民主社會的可能性、尾聲:說說亡黨和亡國。
    
    清揚此文,尊重史實,約四萬三千多字,轉帖上網,敬請關注,知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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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社會政治制度的形態與轉型
    
    ——兼論「專制一·〇」及其升級版「專制二·〇」
    
    張清揚
    
    民國一〇四年六月十二日
    
    作者按:
    
    最近,同道的網友史伏初先生給我發來他的大作:《中國和平轉型的前景》。這促使我仔細思考起政治制度的轉型問題,於是便從人類社會政治制度的形態說起,追溯了政治制度轉型的歷史。一路寫來,不知不覺寫成了一篇兩萬字的政治學術論文。由於文章過長,只提供給對政治制度及其轉型有興趣並有耐心的網友閱讀。
    
    馬克思關於人類社會形態劃分的學說
    
    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提出了多種劃分人類社會形態的方法,但他主要提出了三類社會形態劃分理論:
    
    一是以所有製關係為視角的五種經濟社會形態劃分理論,
    
    二是以人的發展狀態為視角的三大社會形態劃分理論,
    
    三是以生產力為視角的四種社會形態劃分理論。
    
    他主張的是一種多維的劃分方法(從略),最終由史達林敲定按經濟社會形態劃分為五種社會形態,即: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稱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劃分法便成了共產黨專政的國家政治教科書中不容置疑的經典,筆者在學生時代都是接受這一理論灌輸的。史達林是二戰後所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的盟主,具有絕對的權威,中共的政治學者和歷史學家都必須唯這位馬列教父的馬首是瞻,把中國的歷史硬往這個框架裡塞。他們拿著放大鏡去尋找中國歷史上的奴隸社會,並把中國的皇帝和地主作為封建社會的特徵,將封建社會一直延續到中共建政時為止,只是略加改變,稱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些御用學者鬧出了不少笑話。
    
    然而,在上述劃分人類社會形態的原則中,唯獨缺少從社會管理角度即政治體制來劃分的社會形態。以致人類歷史上非常突出的專制社會和當前世界主流的民主社會均不在其社會形態中,這無疑是馬克思的一大紕漏。
    
    原因在於,馬克思本賚上是一位經濟學家,這位德國猶太人在英國君主立憲的民主體制社會環境下潛心研究自由資本主義,他提出的以公有製為核心的共產主義實質上是一種經濟制度而非政治制度,儘管他又提出以階級鬥爭的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剝奪資本家的資產、實行公有製的政治解決方案,但他並沒有親自去實踐,他更沒有認真思考,如果真的要將他的共產主義學說付諸實施,會引發怎樣的政治後果。
    
    由馬克思來承擔強制推行共產主義所產生的惡果有點冤枉
    
    馬克思研究自由資本主義的勞(動)資(本)關係,寫下了鴻篇巨著《資本論》。其核心思想是,他認為資本掌握在資本家手中,就佔有了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即利潤),這是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剝削」,造成了社會不公;如果資本公有(即國有)了,剝削也就自然消滅了。這是他在書齋裡憑空想像出來的、十分淺薄的理論。如何將私有資本變成公有資本呢?這就成了一個政治問題。馬克思給出的答案是進行階級鬥爭,動員全體工人階級用暴力革命推翻議會民主制的、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政權,剝奪資本家的資產,收歸為國家所有,他以為這樣一來問題就解決了。至於工人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後以什麼方式行使國家權力和運作全民資本,政治上會出現什麼狀況,馬克思就不去考慮或來不及深思了。所以,馬克思算不上是一個政治學家。後來,他的半吊子理論被權力野心家用來造反奪權,復闢專制,並將原來相對溫和的皇權專制發展到了極其嚴酷的一黨專制,給人類社會帶來了深重災難,使他所描繪的人間天堂般的共產主義變成了實實在在的人間地獄,這是馬克思所始料未及的。
    
    如果馬克思在地下有知,看到他的學說被熱衷於造反奪權的政治野心家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等所利用,造成了反人類的巨大災難,他必定會震怒,沖出墳墓,宣佈收回他主觀的、錯誤的主義,制止假借他的主義而實施的罪惡。許多現代的政治批評家把當代的一黨專政的惡果歸罪於馬克思,實在是冤枉這位大鬍子猶太經濟學家了,他只不過是作為一位經濟學家提出了一種主張和假說而已,壞事都是後來打著他的旗號的那些政治騙子們幹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皇威廉二世為了使俄國的臨時政府退出戰爭,緩解德國的戰爭壓力,用金馬克收買俄姦列寧,將其護送回國,發動十月政變(中共一直稱之為十月革命),推翻了二月革命後成立的由孟什維克主導、布爾什維克參加的臨時政府。如果沒有列寧的賣國行為,也許世界的面貌將會是另一個樣子,不會發生塗炭人類生靈的「赤禍」!列寧奪權後,立即堅持與德國簽訂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約,割地又賠款,要不是後來德國戰敗,蘇俄的損失可大了。這一史實現已正式寫入俄羅斯的歷史教科書中,他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高大形象早已蕩然無存。
    
    人類社會形態的正確劃分方法
    
    事實上,人類社會形態的劃分與命名有兩種主要方式:
    
    一種是按經濟的發展即生產力的水準來劃分,可劃分為遊獵社會、農牧社會、工業社會和後工業(資訊)社會;
    
    另一種是按社會的管理方式即政治制度來劃分,可劃分為氏族社會、封建社會、專制社會和民主社會。
    
    世界上歷史悠久的國家基本上都要經歷過這幾個階段。
    
    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是人類對自然界的客觀認識不斷深化,提高了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即生產力,這是一個漸進的、自然的過程,個人或集團的意志力(以「主義」的形式出現)是無法影響這一進程的。從歷史上看,個人或集團提出過各種各樣的主張或主義,但從來就沒有出現過按某種主義建成的人類社會,也就是說,不存在「主義型」的人類社會。所以,用「主義」來命名人類社會是荒謬的,邏輯不通的。什麼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等名稱統統都是馬克思所命名,全都是錯誤的。筆者註意到,史達林總結的五種社會形態中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就沒有加上「主義」二字,因為實在找不出這兩種社會是誰出的主義!至於所謂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說法就更是荒謬絕倫了。請注意,千萬別以為在私有製出現之前人類社會還存在過所謂的公有製,那是「無有製」!私有製與財產是同步出現的,這是由個體動物的自私天性也就是人性所決定的,公有製絕對只有在人性泯滅時才會發生。
    
    我們且不說共產主義社會是一種空想,社會主義社會更是一種定義十分模糊的、誰也說不清的大雜燴,就是被世界廣泛認同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是不成立的。資本主義是誰提出來的?不能因為馬克思寫了一本《資本論》,這個社會就成了資本主義社會了。正確的說法是:人類從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瓦特發明蒸汽機為標誌)開始就進入了資本社會,至今,世界已全面進入資本社會,資本社會不過是工業社會的另一種稱呼而已,以突出工業社會中最重要的組成元素——資本。資本社會只是一種中性的客觀描述,沒有是非對錯。
    
    沒有抽象的資本主義只有具體的資本主義
    
    人們在資本社會裡可以提出各自的主義:最早的、也是正宗的主張是,在私有製前提下讓資本、勞動力自由流動並按市場需求配置各種資源的自由資本主義;但中途殺出了一個馬克思,他「意外」地發現了資本對勞動「剩餘價值」的「剝削」,使資本家(資產階級)與工人(無產階級)處於不平等的地位,於是,他主張強行將資本和資產國有化(即實施所謂的公有製),由政府制訂計畫來調配資本、勞動力和資源,進行社會化的大生產和產品分配,所以,馬克思提出的共產主義實質上是國家資本主義,其目的是解救工人階級,消除不平等。
    
    自由資本主義通常是公權力受監督的民主國家所採取的主義,其出發點是追求高生產效率,儘量發揮投資的效益,使資本升值,以擴大再生產。經濟發展了,整個社會都會獲益,但副作用是會出現週期性的生產過剩,引發經濟危機。而國家資本主義則是共產黨極權國家所要走的道路,他們打著為了工人階級獲得平等地位的旗號,摒棄了私人資本主動追逐利潤的特性,從而忽視了生產效率。公(國)有製下的工人雖不受私人資本家的「剝削」了,但必須將個人的自由交給掌握全國資本的官僚政府並承受這個唯一的資本家的擺佈和壓榨,連討價還價的餘地都沒有,高能者與低能者待遇一個樣,吃大鍋飯,勞動者的積極性喪失,再加上人為配置資源難以符合市場客觀需求,致使社會生產率低下,商品始終處於供不應求的短缺狀態(蘇聯與中國的毛澤東時期就是典型的例子),短缺經濟乃是一種持續性的經濟危機。
    
    不要以為國家資本主義就能超脫資本社會,會出現一個天堂般的幸福社會,這是由於馬克思把私人資本描繪成一種罪惡的東西所產生的鄙視資本的偽心態。馬克思有句名言:「資本來到人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流著鮮血和骯髒的東西。」這是一種極為偏頗的說法。所以,共產黨人恥於將共產主義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凸顯其虛偽的本質。以為自己不提資本了,資本就不存在了。在資本社會裡,任何主義離開了資本都將寸步難行!資本不會因為被收歸國有就完全失去了資本的特性。
    
    自由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交鋒的結果早已見分曉:自由資本主義風靡全球,國家資本主義一敗塗地,與其相應的極權體制給人類帶來了巨大而深重的災難,這迫使那些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極權國家也不得不改弦更張,逐步修正到自由資本主義的軌道上來,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的「改革開放」便是十分鮮活的例子。但他們不願與世界上自由資本主義的正道徹底接軌,只是部分恢復資本的私人所有製,引入不完全的市場經濟,還想保留不競爭便能有大收穫的專制特權,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因所在。
    
    階級鬥爭學說的荒謬性
    
    這裡要著重談談馬克思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公有製所提出政治解決方案,即通過工人對資本家的階級鬥爭,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強行將私人資本和資產收歸國有。
    
    實質上,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是哲學上的一個悖論。
    
    社會上的每個人由於能力、知識、機遇等條件不同而處於社會的不同階層,有高有低,這是十分自然的現象,但每個人所處的位置並非是固定不變的,人們在階層之間不斷地上下流動,例如,資本家經營不善破產了,便去打工,成為工人中的一員;工人也可憑自己的聰明才智自創企業而加入資本家的行列,這種現象隨處可見。社會管理者(政府)的責任就是保證人們在社會各階層之間的自由流動,不能用制度來加以阻斷。
    
    而馬克思提出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卻將社會上的所有人都固化在各自的階層裡了,每個人都戴上了臉譜。中共領袖毛澤東做得更是出神入化,他將每個人的階級成分與家族血統掛鉤,令其世代相傳,地主被剝奪了土地和財產後仍然是地主成分,此地主成分還要傳給無立錐之地的子孫,實在荒謬透頂!所以「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樣的反動血統論在毛澤東統治時期極為盛行,現今的紅二代要繼承老一代革命者的專制特權,仍在延續這種反動的血統論。
    
    「階級」與「階層」,只有一字之差,其意義卻有天壤之別!階級一詞消滅了人的個性,強調了集體的共性,因此,馬克思認為,工人們為了改變自己的地位,就必須以工人階級為名號團結起來,去打倒、消滅那個虛無的資產階級。這樣,馬克思主義就將人類社會引入到了你死我活的集團惡鬥之中,暴力就成了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唯一方式。
    
    馬克思本想用階級鬥爭來消滅不平等,然而,被壓迫和被剝削者翻身後,卻成了新的壓迫者,要把原剝削者打翻在地,還要踏上一萬隻腳,製造出了新的更嚴重的人為不平等,因此,階級鬥爭就成了哲學上的一個悖論,要永遠沒完沒了地迴圈進行下去。所以說,沒有比以階級鬥爭來求平等更荒唐的事了!可是,階級鬥爭學說卻正中列寧、毛澤東等權力野心家的下懷,成了他們動員民眾為其火中取栗的蠱惑之詞。毛澤東有一段對馬克思主義最精闢的解釋:「馬克思主義理論千頭萬緒,歸根結底一句話,造反有理。」充分錶達了他把馬克思主義當成造反工具的心理。
    
    馬克思在經濟上提出的共產主義學說很淺薄,政治上提出的階級鬥爭學說則極其有害於人類社會。
    
    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演變歷程
    
    氏族社會——
    
    夏朝以前,由於沒有留下文字記載,稱為中國(華夏)的史前時代,屬氏族社會,許多部落遊獵遷徙於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帶,沒有固定的居留地,沒有多餘物資,沒有家庭,沒有私產,實行公推的族長制,由族長管理全部落,管理權的傳承採取族長禪讓制。
    
    封建社會——
    
    隨著農牧業的出現,人類的生產力得到了很大提高,部落定居下來,食物與物資有了剩餘和積累,社會財富開始出現,人(首先是部落的酋長)的佔有欲顯露出來,出現了對公有財產的私人佔有,作為財產分配和管理單元的家庭也就應運而生,部落的管理權由禪讓制變成了家族世襲制。此外,許多部落通過戰爭、兼併等手段逐漸合併,領地由小變大,人口越來越多。那時,尚無國家的概念和公權力機構,社會管理能力低下,這使部落酋長的管理日益困難,於是分散管理就成了客觀需要,分封制便應運而生。可以說,由氏族社會轉型為封建社會是社會管理上化大為小的分家過程,和平而喜慶。
    
    在中國,封建的本意是大部落首領分封某地域給予家族成員或有貢獻的傑出人員建立小諸侯國(或管轄地)的意思,史稱「分封建國」,是人類社會管理進化的一種方式。這與史達林所定義的歐洲大莊園主與佃農的封建土地關係風馬牛不相及,封建制度本身沒有是非善惡。
    
    大部落的首領自稱「天子」,也獨自管轄一塊領地,被封的小部落首領則稱諸侯王,或稱國君。諸侯國的國君與天子只有精神層面上的聯繫,天子並無對諸侯國的直接管轄和對國君的任免權,只是他們的精神領袖,諸侯國最大的義務是天子遭遇危機(外患與內亂)時,諸侯們都要帶兵去「勤王」,除此之外。每個諸侯國基本上是一個完全獨立的社會管理實體。中國的國家形態——朝廷的雛形都是由諸侯國創建而逐漸完善的。
    
    中國古時的夏、商、週三代均屬封建社會。
    
    在封建社會,諸侯國的國君管制社會的手段很有限,不可能完全靠暴力對社會進行統治,而是講究施仁政,以吸引其他諸侯國的治國之才,初期,諸侯國之間很有點和平競爭的氣氛。中國封建社會鼎盛時期的春秋時代——東週,思想活躍,百家爭鳴,學派眾多,百姓有相當大的言論和遷徙的自由,是一個相當不錯的社會,其缺點是社會生產力還比較低下。只是現今的一黨專制者為了掩蓋當今專制社會的本質和現狀,防止人們的聯想,故意用「封建」二字對皇權專制進行遮擋,把封建社會汙名化了。
    
    皇權專制社會——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財富的不斷增長和積累,一些諸侯國的經濟實力大大超過了天子的領地,他們無視天子的存在,要成為諸侯國的霸主,這就進入到了所謂的春秋爭霸時代。此時,各諸侯國已具有了國家的內涵和比較完善的管制社會的行政機構。
    
    諸侯國君均以當霸主為榮。初期的爭霸還比較文明,以地域大小、人口多少和經濟實力為主,輔以武力威懾和小規模的戰爭,最後採用公推制,由所有諸侯國君「會盟」推舉盟主,所謂「諸侯會盟」是指中國歷史在諸侯分封制度下,由強大的國君召集其他國君開會並稱霸的事情。因此,國君的道德感召力也成了稱霸的一個重要因素,權力野心家和陰謀家是不吃香的。公推形式頗富君子風度,齊國的齊桓公就是春秋時代被諸侯擁戴的第一任霸主。
    
    爭霸使得強大的諸侯國的國君們的貪欲進一步膨脹,可以說,掌權者的貪欲與社會財富的增加是成正比的。他們想佔有更多的土地和財富(包括美女),統治更多的平民。於是,後期就撕去了君子的面紗,赤裸裸地用徵戰來實施兼併,中國歷史便由文明的春秋爭霸演變成了兵刃相見的戰國七雄時代。秦國還沒有完全統一六國前,於西元前二五六年,便將週天子收拾了,東週滅亡。秦國一直打到沒有對手,一統天下,建立起了中央集權的專制社會,封建社會便不復存在。
    
    人類由封建社會進入專制社會,可以看成是氏族社會轉型為封建社會的逆過程,是由小變大,由分散到統一。可是,這一轉型卻是以戰爭方式來完成的。之所以出現這一變化,除了財富的積累外,人性中的統治欲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凡是通過造反、徵戰而成為專制者並戀棧不捨的人無一不是統治欲旺盛之人。迷戀專制權力的毛澤東對秦始皇這位專制的開山之祖十分敬仰,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我們不要把封建社會轉型為專制社會簡單地看成是由小復歸為大,由分散至統一,它是一個螺旋式的發展過程:雖說社會管理範圍又變大了,但管理的「質」卻發生了飛躍,所反映的是社會管治力量的強化,國家機器的日臻完善。
    
    西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吞併六國,統一了中國,改稱皇帝,實行郡縣制,朝廷即中央,所有地方官員均由皇帝派出,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的皇權專制(家天下)時代,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絕非封建社會的天子所能及。秦始皇武力統一天下,使「打天下坐天下」成了專制社會的普世價值,得到了全民的認可。誰要想當皇帝,那就造反,起兵奪權,誰有能力坐上龍椅,百姓都會歸順。所以,中國雖經歷了多次農民起義,改朝換代,但皇權專制制度仍堅如磐石,這不能不說與那個「打天下坐天下」的普世價值有極大的關係。
    
    誰說人類社會沒有普世價值?所謂普世價值,乃是指社會運行機制的合理性與公權力獲得的合法性,不過它是與時俱進的,每個時代都有相應的普世價值。現今中共的問題是它仍死抱著那個早已過時的「打天下坐天下」的專制社會的普世價值不放,而拒絕接受民主社會有關自由、人權、平等的普世價值。
    
    從西元前二二一年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清廷宣佈退位為止的兩千一百年間,中國一直處於皇權專制時代,因此,專製文化在中國有著深厚的基礎和土壤。
    
    為何皇權專制能在人類社會生根發展並延續兩千多年呢?這是因為專制社會有優於封建社會的地方。專制的基礎是集權,顯而易見,集權的好處就是能集中並調度全社會的力量來達到朝廷(國家)的目標,具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對推進社會的生產和發展經濟也是有好處的。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制後,便大興土木,修長城(將多段連成一體),建阿房宮,修陵寢······如果不是傾全國之力,完成這些大工程是難以想像的。
    
    正是由於專制體制的這一優勢,所以,堅持一黨專政的中共至今還在欣賞「集中力量辦大事」和「舉國體制」。然而,集中力量辦起錯事來,那惡果也是登峰造極的!例如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毛澤東搞大躍進,都造成了人類的巨大災難。
    
    皇權專制是一種超穩體制,不會因改朝換代而消失,只有當生產力的發展急需克服專制所造成的障礙的情況下,民主轉型才得以實現。
    
    歐洲領先世界進入民主社會
    
    按順序,本應講中國的第三次社會制度轉型,即由皇權專制社會轉為民主社會。中國曾經出現過這一苗頭,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大清皇朝,建立了共和製的中華民國,由「家天下」變成了「民天下」,為轉型到民主社會開了頭。但遺憾的是,轉型最終夭折,雖然皇權專制不見了,但卻像「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一樣,冒出來一個更厲害的專制妖怪,那就是一黨專制!現在,除了臺灣海峽對面出現了民主曙光外,中國大陸還孤獨地行走在早已過時的一黨專政的死衚衕裡,國人都伸長了脖子在觀望:盡頭在何處?
    
    中國社會的第三次政治轉型暫且按下不表。先說說世界的民主轉型。
    
    應當說,歐洲尤其是西歐的發展史與中國有很大的不同。西歐大都是海洋國家,與中國的禁海自我封閉不同,它們十分重視經由海洋向外擴張,大興海洋運輸和貿易,建立強大的遠洋船隊(包括艦隊),拓展殖民地,甚至販賣黑奴,早早地就開始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以商業和大型手工作坊為主業的資本家集團變得很強大,成了與專制國王抗衡的重要力量。他們為了資本的積累和自由運作,需要突破專制體制的諸多限制,於是逼迫國王放棄專制權力,由他們來進行社會管理。大多數國王都能順應潮流,在保證安全和尊嚴的前提下交出權力。所以,在工業革命以前,西歐就完成了從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的轉型,英國的「光榮革命」就是這種轉型的標誌,英國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君主立憲制的民主國家。
    
    這一轉型基本上是和平的,因為資本家集團並無以暴力推翻國王的統治的必要,而只要求國王交出管理社會的權力,以便讓他們自由地進行商品交換和資本的積累。為了避免流血衝突,他們把願意交權的國王尊敬地、養尊處優地供起來,當榮譽的國家元首,資本家集團則通過民主選舉的議會和內閣行使國家的權力。現在,有許多歐洲國家還保留著王室,就是這種和平轉型的結果。只有個別國家的國王拒絕交出權力,才發生暴力革命,例如法國大革命。國王被推翻後,通常都成立共和國(區別於王國),由民選總統主政,議會行使立法權和監督權。所以,君主立憲內閣制與總統主政的共和製是民主社會的兩種政權形式。不過,也有實行虛位總統的內閣制的。
    
    民主社會的出現,使人們尤其是資本家獲得了很大的自由度,科技獲得迅速發展,推動了工業革命的到來。以瓦特發明蒸汽機為標誌,人類社會進入了工業時代,現代資本社會便拉開了序幕。筆者為何將工業社會稱為資本社會呢?因為辦工業,需要建大廠房,購置機器設備和原材料,招聘大批工人和管理人員······這就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資本成了工業社會的第一要素。
    
    民主社會推動了經濟的繁榮,使民主國家都成了強國,對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因此,民主體制形成了一股強大的世界潮流,衝擊著那些皇權專制的國家。
    
    中國由皇權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後步履蹣跚
    
    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的皇權專制就遭遇到了外部挑戰,留下了一系列戰敗和屈辱的記錄,引發了憂國的有識之士的反思,為什麼堂堂的中央帝國(指皇帝,非列寧所謂的帝國主義的帝國)會受遠道而來的夷人的欺淩?通過仁人誌士的多方考察,終於弄明白了這是政體差異所帶來的後果。世界已經進入到了民主時代,皇權專制過時了,落後了。於是,大清朝出現了兩股勢力:改良派請求清王室學習歐洲,實行君主立憲,以振興國力,抗衡列強;革命派則要求推翻這個腐敗的少數民族政權,恢復漢族的統治,實行共和。保守的、掌握實權的慈禧太后拒絕康、樑的變法維新,更反對君主立憲,這迫使孫中山們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
    
    改良和革命進行賽跑,形勢不等人。一九〇八年,主張改良的光緒皇帝和反對改良的慈禧太后前後僅相隔一天去世。由於大清皇室的遲疑和舉棋不定,革命終於跑贏了改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打響了推翻大清的第一槍,聞訊從海外趕回國內的孫中山被推舉當了臨時大總統,清廷亂了手腳,手握大清軍權的袁世凱趁機逼迫還是孩子的小皇帝溥儀(宣統)遜位,孤立無援的裕隆太后也只得接受。至此,大清朝壽終正寢,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信守君子諾言(只要袁世凱能勸清帝退位他就不當總統),辭去了臨時大總統。一九一二年十月,中華民國成立週年時,在北京,由新成立的國會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
    
    中國基本上以和平方式(湖北曾有過局部激烈的交戰)實現了皇權專制社會到民主社會的轉型。
    
    但是,轉型的動力並非像歐洲那樣來自資本家集團進行資本積累和發展經濟的強烈要求。那時,中國的資本主要是商業資本,資金規模不大,資本家人數也不多,興辦大工業的「洋務運動」是由官方主導的。所以,中國的資產「階級」(借用馬列詞彙——下同)還很弱小,根本沒有與朝廷抗衡的能力,推動不了政體的轉型,有史學家把辛亥革命定義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不準確的。辛亥革命的推動力主要有兩股:一是來自孫中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者;二是想通過變法維新以振興國家的愛國主義者。由於轉型前缺乏民主啟蒙期以及資產階級與皇權的交鋒期,社會沒有思想準備,所以,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較大的偶然性。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社會轉型,多數人都不適應,國會議員和總統磨合得很不好,尤其是那位已經習慣了帝制、被時代浪潮推上高位的袁大總統,對國會議員們七嘴八舌的意見與爭論很反感,他以過去的皇帝做參照系,深感他這個總統當得太窩囊,便想,還是當皇帝好。一九一六年,他在一幫帝制復闢派的簇擁下,另立「洪憲」國號,真的當起了皇帝。
    
    他哪知,時代潮流變了,再回到皇權專制社會已不可能了,他復闢帝制的行動立即遭到全國各派的大力聲討,雲南的蔡鍔還起了兵,迫使他宣佈取消帝制,僅僅過了八十多天的皇帝癮,接著就病死了。接替袁世凱當總統的黎元洪(原本就是副總統)假裝沒有看見袁世凱當過「洪憲」皇帝,仍認為袁世凱是死在總統的位上,還給他舉行了國葬。
    
    一九一七年,北洋軍閥張勳趁被調進京參與派系爭權的機會,上演了一場復闢清廷的鬧劇,他把閒居紫禁城的遜帝溥儀又扶上龍椅,接受群臣的朝拜。但沒有幾天,便以失敗告終,張勳被趕出了京城。
    
    上述兩件事證明,在中國,權力野心家再想當皇帝已無可能,若要獲得最高的專制獨裁權力,只能另闢蹊徑。
    
    皇權專制雖不能復闢了,脆弱的民主卻將中華民國引入了群雄爭權的混亂狀態。先是袁世凱一手培植起來的北洋軍閥割據一方,為爭國家行政權而混戰,後又出現因北洋政府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即臨時憲法)和解散國會而激將出了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革命政府,形成南北兩個政府的對立。孫中山本想南北議和,但不幸死於北京。議和不成,南方遂進行北伐,最終打敗了北洋政府。一九二八年,國民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為避免復闢帝制的風險,選擇南京為首都,成立了國民政府,並特意將北京改名為北平,想徹底切斷陰謀家利用京城來當皇帝的美夢。
    
    無論北洋軍閥爭奪執政權的混戰,還是國民黨以武力推翻北洋政府,他們的心中並未動搖對共和的信念,都尊崇自由民主的原則,誰也沒有敢於中斷民主進程,拋棄那個代表民主共和的「中華民國」的神聖國號。國民黨統一中國後,儘管露出了想學蘇俄一黨專政的苗頭(這是孫中山引入列寧建黨原則改組國民黨所產生的後果),但蔣介石仍然推動著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以「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實現憲政民主的進程。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不得不中止了這一過程,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又立即恢復憲政進程:民眾直接選舉國民代表大會代表、制定憲法、然後由國民代表大會選舉正副總統及國家機構。
    
    然而,借抗日之機壯大起來的中共打斷了這一進程,使中國脆弱的民主體制徹底夭折,那場在一九四八年上演的民主憲政大戲在大陸成了絕響。正是這個權欲極盛的毛澤東,想用「改朝」的形式表明自己又登上了無冕皇帝的大位,竟然鬥膽拋棄神聖的「中華民國」國號,取名狗屁不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他讓北平恢復了京城的地位,表明他已坐上了龍椅。「民國」即「共和」,已表明人民做主。何須加「人民」二字重複耶?他心虛地強調「共和」,實則「共和」已亡於其手也。
    
    俄羅斯的民主轉型還不如中國
    
    中國辛亥革命時,俄羅斯也處於諾曼諾夫王朝的帝制時代,資本社會的發育程度遠不如西歐,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俄國的皇帝稱沙皇,當時是尼古拉二世。
    
    一九一七年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是一場極其短命的民主革命,背景是反戰運動,因為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把俄國拖得很苦,民眾分別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領導下,發動街頭抗爭和起義,趁勢就把沙皇趕下了臺,結束了帝制。但此時,列寧已掌握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魔咒,在德皇的暗中幫助下,他被護送回國,迅速發動十月政變(中共稱之為十月革命),把自己的同路人孟什維克給滅掉了,轉化為布爾什維克的一黨專政,民主體制僅僅曇花一現。中國的民主共和體制好歹還支撐了卅八年,所以說,俄羅斯的民主轉型還不如中國!
    
    中俄兩國民主轉型的失敗說明了一個道理,當資本社會發育還不成熟,資產階級不夠強大時,民主轉型是很難成功的,尤其遇到了馬列邪教,算是碰到鬼了。而民主體制已經成熟的西歐,早就具備了對馬列瘟疫的抵抗能力,馬列主義在那裡找不到市場和支持者,就不會再出現專制的復闢了。
    
    列寧創造出了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
    
    在馬克思主義影響下成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一九〇三年就分裂為兩大派:即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派(俄語多數派之意)和以瑪律科夫為首的孟什維克派(俄語少數派之意),真實的情況往往是相反的,列寧經常處於少數派的地位,但他仍然要用這個名稱來壯門面,以示自信。那時,列寧就開始說謊造假了。雖然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並未解散,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實際上已經分裂為唱對臺戲的兩個政黨了。
    
    兩派分裂的主要原因在於建黨的組織原則。
    
    列寧認為,黨應該是一個小型的、革命的精銳部隊,是一個由可靠而熱情的工作者組成的堅強核心;而孟什維克則支持成立一個更大、更公開的黨,黨員可以僅僅是同情者。列寧堅持建立一個高度集中的黨,在黨內,不容許民族的或其他的團體有自主權,他要求黨的最高領導具備強有力的權威,依靠這種權威,中央委員會能決定政策(或黨的路線)和管理各級組織的全體人員;而孟什維克則主張全體黨員應具有較大的影響力,不應設立集權的中央機構。列寧認為,要使黨鞏固起來,必須清洗、開除一切背離黨的觀點的人;孟什維克則建議同自由主義者、進步分子和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廣泛合作。列寧卻把這樣的合作看成是純粹策略性的和暫時的,他絕不隱瞞布爾什維克最後要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其目的。總之,列寧堅持馬克思的基本原則——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
    
    列寧的建黨原則完全背離了現代政黨的理念和常識。按列寧原則建立起來的「黨」,在奪取政權之前類似於江湖上的黑幫,奪權之後,則變成橫不講理、公開欺壓民眾、招搖過市的惡霸集團。
    
    民主社會裡的正牌政黨應當是一個公開的、不設門檻、自由進出的社會團體,它具有自生、自養、自散的特徵,完全是為表達部分人的利益訴求、組織競選的一個機構,其任何成員都沒有約束其他成員的權力,更談不上處分、開除其他成員了。因此,它不應有官場裡的等級制度,不設什麼中央、常委、政治局等名堂。按照這一標準來衡量,不僅中共不是政黨,即使已經進入民主社會的臺灣的中國國民黨和臺灣民進黨也都不合格,有待進一步改造。這一現像要追索到一九二四年的國民黨改組。那時,孫中山在廣州成立南方革命政府與北洋軍閥掌控的北京政府對抗,他為了獲得蘇俄的支援,於是便按列寧的建黨原則對國民黨進行了改組,中共黨員也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國共第一次合作。國民黨改組後的組織架構痕跡一直殘留至今,並傳染給了民進黨。
    
    正是列寧的這種把黨建成一個集權組織的建黨思想和方針,使得布爾什維克在十月政變奪取了政權後,只能是布爾什維克一黨專政,其他政黨根本就沒有自由生存的空間。列寧成功地建立起了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我曾用四句話來概括黨國體制的特徵:黨高於國,黨大於法,國為黨有,民為黨奴。在黨國體制下,黨的領袖就自然地獲得了國家的絕對權力。一個人具有絕對權力意味著什麼?那不就是專制獨裁者嗎?與皇帝有何區別?乃貨真價實的無冕皇帝也。被推翻了的皇權專制豈不就復闢了嗎!?列寧這個權力野心家為其他國家想造反奪權的權力野心家樹立了榜樣。毛澤東們便如法炮製。
    
    為了區別這兩種專制,筆者將皇權專制稱為「專制一·〇」,而將一黨專制稱為「專制二·〇」。
    
    列寧輸出無產階級革命把它的鄰國中國害慘了
    
    歐洲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雖然贊同共產主義學說,但卻不敢公開建立以共產黨為名稱的政黨,那時,公有製或共產主義對大多數人而言還相當刺耳,不能接受,連馬、恩在《共產主義者宣言》(過去錯譯為《共產黨宣言》)中也直言不諱地稱之為「幽靈」,所以,歐洲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成立的政黨大都取名社會民主黨或工黨,列寧及其同道在俄國成立的就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列寧奪取政權後,革命激情高漲。為了推行共產主義,一九一八年三月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七大」上(此時孟什維克已被消滅),毫無障礙地將黨的名稱改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
    
    按照階級鬥爭學說,馬克思把全世界的工人看成是一個整體——無產階級,提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的口號和論斷,這就決定了列寧在革命取得勝利後,一定要輸出革命,「赤化」(共產黨極其崇拜紅色)世界。為此,他於一九一九年特別成立了「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組織,專門負責向世界各國滲透。很不幸,中國是蘇俄的最大鄰國,災禍便從此降臨到了中國人的頭上。
    
    雖然中國國民黨的前身興中會和同盟會是在國外成立的,但成員都是中國人,不受任何外國控制,仍然是本土政黨。與國民黨不一樣,中共不是中國人自己建立的革命黨,而是蘇俄為了推行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強加於中國人頭上的、由俄共領導的共產國際所組建的秘密組織,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是不折不扣的外國代理人。從建黨的目標、策略、組織機構、領導人選、運行經費等無一不掌握在共產國際手中,第一至六屆代表大會都由共產國際的代表主持。
    
    一九二七年,在北伐途中,國共分裂,中共拉起武裝到山區打遊擊,軍事上也是由共產國際派來的人直接指揮。德國人李德(中文名)就是共產國際派到江西蘇區當軍事指揮員的,他指揮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還跟隨紅軍走完了二萬五千里長徵哩!儘管國民黨那邊也得到德國軍事專家的幫助,但他們只能處於顧問位置,無權直接指揮戰鬥。中共在江西根據地建立的地方割據政權就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完全模仿蘇聯的國名。
    
    一九二九年,因收回中東路的蘇聯經營權事件,爆發了中蘇之間激烈的局部戰爭(中方的軍隊是張學良的東北軍),儘管中國的軍隊遭到慘敗,但中共仍然喊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漢姦口號。所以,蘇俄是中共的祖國,史達林是他們的領袖。
    
    一九五〇年,中共剛奪得了大陸政權,國民黨政府逃往臺灣,國內形勢遠未穩定下來,此時,在史達林的慫恿下,朝鮮的金日成軍隊發動南侵,遭遇到聯合國軍的反擊,已經招架不住,潰退到了中朝邊境,走投無路。史達林激將毛澤東出兵救援,毛澤東不顧政治局多數人反對,仍服從史達林的命令,抽調大批主力部隊以「志願軍」的名義赴朝作戰,靠血肉長城阻擋裝備精良的敵人,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才保住了金家王朝,從此背上了這個甩都甩不掉的沈重包袱。這是毛澤東甘願當蘇聯的附庸、唯史達林馬首是瞻的賣國體現。直到一九五三年史達林逝世後,毛澤東才一改奴才相,與赫魯雪夫爭奪起共產黨陣營的老大來!但這種基於個人政治野心而拿國家利益開玩笑的做法也是極其錯誤的。
    
    現在中共動輒就將同胞當成境外敵對勢力,那麼,不知中共如何面對自己不光彩的歷史?!
    
    問題是,中國需要無產階級革命嗎?回答是,完全沒有必要!馬克思所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所針對的是已經發育成熟的工業領域的自由資本主義,如前所述,這個藥方本身就開錯了,把它拿來用於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社會的中國就更是錯上加錯。毛澤東從馬列那裡領來了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後怎麼辦呢?他找不到要消滅的資產階級,那麼,就拿農村的地主和富農墊背當靶子,並美其名曰「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這實在是毛澤東的無知和嗜殺的匪性!馬克思主義中根本就沒有談及如何對待農村中的地主。而當時在中國的農村,地主、富農都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他們是農業生產的投資者和管理者,毛澤東就出生於富農家庭。中國的地主與佃農、富農和僱農的關係並不緊張,許多佃農與東家相處得還很和諧。中國歷代的農民起義,其造反的原因並非是地主的剝削,而是朝廷的壓迫和腐敗。
    
    但毛澤東為了挑起階級矛盾,以便開展階級鬥爭,便宣揚無良文人所編造的《白毛女》、《收租院》那樣的謊言故事,把虛構的黃世仁描寫得極壞,讓民眾誤以為真;而對真實的大善人劉文彩卻又極盡造假污衊之能事。這就為殘酷鬥爭地主找到了依據,其結果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共在土改中無端地殺害了百萬以上的地主,並將他們的家庭掃地出門,這不僅構成了反人類罪,而且極大地破壞了農村的經濟,使糧食生產受到很大影響,導致農民手中無糧可賣,逼得中共當權者於一九五三年採取「統購統銷」政策,像土匪一樣,到處搜查並強制收購農民家中的糧食,搞得農民苦不堪言。所以說,在中共統治時期受害最深的是農村,吃苦最多的是農民。在因搞農業大躍進而造成的全國大饑荒中,餓死了幾千萬人,其中農民佔了極大的比例。暴力土改,是毛澤東的重大罪惡之一。
    
    中共強行在落後的中國引入共產主義,所帶來的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這已為毛澤東時代的慘烈事實所證明。中共的真正的收穫則是利用民主做幌子,聲稱反對蔣介石的獨裁,高喊打倒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從而奪取了政權,建成了和蘇共一樣的一黨專制的黨國體制,毛澤東則當上了無冕皇帝。毛澤東說,他一輩子只幹了兩件事:趕走了蔣介石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依我看,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以七千多萬同胞的非正常死亡為代價,驗證了馬列主義是邪說,他當了一個殘酷的試錯人,起到了警戒後世的作用,在這點上,他算是有點功勞。
    
    中共奪權的結果是,在專制獨裁和腐敗上走得比國民黨遠得多!這是一場應當被完全否定的革命,不僅不應歌頌,而且應當受到鞭撻,現今的中國共產黨人能有勇氣做到嗎?
    
    「專制二·〇」是「專制一·〇」的升級版
    
    為什麼說「專制二·〇」是「專制一·〇」的升級版?我們可以進行如下的比較分析:
    
    一、專制的廣度和深度——
    
    皇權專制是一種有限的統治,存在著大量的空白地帶,俗話說「山高皇帝遠」,就是說皇權有許多達不到的地方。中國的皇權僅達於縣(城),縣衙是基層的行政機構,廣大鄉鎮基本上處於由鄉紳或宗族自發管理的民間自治狀態,以現在的觀點看,到處都有世外桃源。而一黨專制則是一種緻密的統治,可稱天衣無縫,它能滲透到社會的細胞一級:城市到居委會,農村到村組。每個人無論身在何處都逃不出權力的管控範圍,它是通過龐大的「黨」組織網路來實現的,其專制的廣度可以說空前絕後。尤其是在毛澤東時代,幾乎沒有哪一個人感受不到毛皇帝的巨大威懾力。
    
    一黨專制的深度更是皇權專制所望塵莫及。除了防止外族入侵外,皇權對內主要關注社會治安,避免有人造反。皇帝一般都希望國泰民安,只要保證皇糧和稅賦,足以供應皇族的生活需求和滿足朝廷的運行費用,國庫有盈餘即可,皇帝和朝廷不會主動去幹預百姓的經濟、文化生活和宗教信仰。而一黨專政者則以救世主和大家長自居,把國當家治,要求整個社會都服從其安排和指揮,它要全面乾預百姓的經濟、文化生活乃至思想,可以說無孔不入。專制獨裁者尤其強調所謂的意識形態,利用宣傳和教育,給民眾灌輸他們的思想,強制洗腦,使每個人變成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應聲蟲,以達到鞏固專制統治的目的。
    
    這樣既寬且深的社會管控規模,造成了黨、政重疊的龐大國家機器,無止境地消耗著納稅人的血汗,這是世所罕見的罪惡。如果說皇權專制只是「集權」,那一黨專制就成了「極權」!
    
    二、誠實對謊言——
    
    「打江山坐江山」這一皇權專制社會的普世價值保證了皇權的合法性,所以皇帝們心裡都很踏實,敢於說真話,無需用什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當人民的公僕」等謊言來欺騙百姓。然而,說謊則是一黨專制社會的最大特徵,雖然專制統治者還把那個「打江山坐江山」當成潛規則,希望紅色江山世代永續,但他們卻不敢公開拿到桌面上來,因為他們從根本上剝奪了民主社會中民眾應有的選舉權。若用民主這把尺子來衡量中共的一黨專制政權,顯然是不合法的。為了要證明統治的合法性,從最高領導人開始都必須說謊。百姓為了自身安全,也必須跟著說謊,所以,人人都是在公開場合說假話套話、私下裡講點真話的人格分裂者。最近發生的畢福劍事件就是絕好的證明,網友們說,人人都是畢福劍!一黨專制下的社會無不是一個人格分裂的社會。
    
    當權者為何要說謊?原因在於:他們要復闢的專制體制過時了,與世界民主大潮格格不入,無法抗拒,不得不假裝也舉起民主大旗,以掩蓋復闢專制的醜惡面貌,於是,說謊就成了最大的政治的需要。有趣的是,毛澤東竟然能將民主與專制這兩種水火不相容的政治概念糅合在一起,顯得十分滑稽。例如,他提倡民主集中製,要實行人民民主專政,這裡,民主是假,集權與專政才是真。如果你讀了笑蜀先生所著的《歷史的先聲》那本書,就知道中共在延安時期把「民主」二字叫得震天響。奪權後又如何?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謊言是中共取得勝利的法寶之一。
    
    三、壓制言論嚴控媒體——
    
    用謊言欺騙人,只能一時,但不能永久,總有被識破的時候,再加上還有那麼多有良知的知識份子,一眼就能戳穿他們的西洋鏡。為了避免謊言被揭穿,危及他們的統治權,專制者就必須限制人們的言論自由。為此,就要掌控所有的社會媒體和資訊的傳播管道,實施國家壟斷。因此,所有一黨專政的共產黨國家都設有強大的宣傳部,由黨直接掌管,專門負責製造謊言,對民眾進行思想灌輸和洗腦。在毛澤東時代,絕不允許民間辦報,從事出版業。改革開放後,不得不開點口子,但實施嚴格的審查和管制,官方的網路監察部門管不過來,便要求民營媒體自律,由於「飯碗」掌握在網路監管者手中,這使從業者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網路上刪除敏感文章和評論就成了社會常態。
    
    四、保持高壓製造恐懼——
    
    中共的一黨專政是毛澤東通過不停地開展政治運動而建立和鞏固起來的。其實,政治運動的威力的背後是由槍斃、監禁、勞改、社會地位墜落等國家暴力所支撐的,任何專制政權都離不開暴力鎮壓,只不過毛澤東運用得極其嫺熟。毛澤東可謂歷代專制暴君中出類拔萃的人物,他獨創的運動整人法、群眾批鬥會、互相檢舉揭發的生活會、政治學習會、各種學術批判會、再加上「引蛇出洞」的座談會······使所有的人都毫無隱私地暴露在他的面前,使他能做到殺人於無形,清除政敵於無痕,成為所有人命運的主宰者。於是,他獲得了空前絕後的權威,人們都得了斯德哥爾摩症,將潛在的恐懼轉化為對他無限的個人崇拜,他被舉上了神壇。那時,無論黨的「喉舌」造多大的謊言都無人敢懷疑,例如畝產幾萬斤稻子,連著名科學家錢學森都要出來寫文章進行論證。所以,毛澤東的專制統治是十分穩固的。然而,人畢竟不是神,再堅固的鐵壁也會有破損的時候,「九一三」林彪事件終於摧垮了毛澤東的神話,加速了他的死亡。他後面的專制繼承者再也無法達到他的絕對權威和玩弄權術的水準,就只能增加員警和國安的數量,採取「維穩」策略。
    
    綜上所述,一黨專制確實是皇權專制的升級版,不過,它也是專制社會的迴光返照。並不是所有國家都要經歷專制的兩個階段,一黨專制只會出現在馬克思主義問世之後、資本社會發育不成熟就強行向民主社會轉型的情況下。現在,馬克思主義已被批得體無完膚,資本社會也已全面成熟,民主大潮已覆蓋全球,再想搞一黨專制,絕無可能了。
    
    「權貴化」徹底消解了中國共產黨
    
    在毛澤東統治時期,共產黨對私人資本和資產階級恨得咬牙切齒,文革中一個最響亮的口號就是「興無滅資」,連農民在家中養幾隻雞都不行,硬說那是資本主義的尾巴,也要割掉!毛澤東的國家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把中國帶入了死衚衕,幸虧老天爺把他收走了,否則,中國人的痛苦還要延續下去。
    
    鄧小平從毛氏絞肉機的縫隙中活了出來,而且掌握了中共的最高權力,他是一個實用主義者,知道碰了壁,就必須回頭。回到哪裡?當然是回到以私有製為核心的自由資本主義,這就意味著徹底否定中共過去所做的一切,如果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共產黨必定垮臺!這是他絕對做不到的。於是他採取了摸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的漸變方式。但首先必須停止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和無休止的政治運動,把全國的精力集中到經濟建設中來,尤其是他提出要徹底否定毛澤東最看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平反橫在眼前的重大冤假錯案。
    
    誰說前後兩個卅年不能互相否定?這不是睜眼說瞎話嗎?前卅年是毛澤東的極左路線,後卅年是鄧小平向右(右者,英文為right,正確之意也!)回歸的路線,水火不相容。鄧小平否定了毛澤東的極左路線,但有意不清算他,以回報他的保命之恩。如果這兩個人都復活,重聚於中南海,毛澤東看到了鄧小平走回自由資本主義道路,那就不是否定那麼簡單了,而是會立即要了他的命。筆者真難想像,在今上的智囊團中竟有出如此餿主意的人。
    
    鄧小平對向自由資本主義道路回歸,當然不敢講真話,還是要繼續說謊,說什麼中國現在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些鬼話,連他自己也解釋不清楚。他對於「改革開放」,心中既有數,又沒有數。有數的是,通過私有製和市場競爭的回歸,生產力必定會得到解放,釋放出巨大的能量,推動經濟快速發展。心中沒數的是,共產黨人尤其是有權的幹部在物質財富面前能否自恃,不腐敗變質。他含糊地提倡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但又警告說,如果出現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改革開放就失敗了,這只不過是他的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他並非不知「權力使人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道理,但他卻沒有放棄專制特權的勇氣,去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將權力置於公開的監督之下。於是,他所擔心的腐敗就必然發生了。
    
    如今,當權的仍然是共產黨,可社會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資本由「臭」變香,個人可以擁有社會財富,八十年代,曾出現過宣傳「萬元戶」的熱潮,這極大地刺激、誘惑了手中有權的官員,他們利用計劃經濟轉軌為市場經濟的機會,大肆進行權錢交易,甚至空手套白狼,直接侵佔國有資產,迅速成為富豪,僅廿年的功夫,便實現了中共的權貴化,既有權,又有錢�>灰姶笈袡嗟闹袊伯a黨官員及其家族都已成為資本大鱷而享盡榮華富貴麼?世界上還能找得出比這更無恥的主義和團體嗎?還好意思繼續稱自己是共產黨人嗎?權貴化的結果,中國共產黨便被徹底消解了,還需要像蘇共的戈巴契夫那樣,宣佈解散嗎?
    
    江總書記是權力腐敗的總推手,因為他是中共的第一個沒有資歷、沒有權威的領袖,搭「六四」的便車上臺,他能靠什麼統率全黨呢?那就只有封官許願,讓他們「悶聲發大財」,以獲取擁戴,這就必然使中共迅速走向腐敗。他為了替權貴化尋找到理論根據,消除國人的質疑,提出了「三個代表」的理論,說共產黨所代表的都是先進的東西。他破天荒地承認資本家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於是就要吸收資本家入黨,以顯示共產黨的先進性。那麼,共產黨人當資本家也就是理所當然了。按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的初衷是為了消除私人資本對工人的「剝削」,以使勞動者獲得平等為目的。現在,中國共產黨人卻以權力侵佔國有資產,當起了發家致富的先鋒,由無產階級變成了大資產階級,製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特權和不平等,背離馬克思主義豈止十萬八千里!還好意思稱自己是解放工人階級的共產黨嗎?真是笑死人了!實際上,那個原教旨的共產黨早已死亡,隨毛澤東而去了,留下的這具軀殼,已經腐敗得臭氣熏天,國人無不掩鼻,這個完全失去了民心的黨還需要救嗎?還能救嗎?只有蠢蛋才去救它!
    
    在民主大潮的衝擊下,一黨專制政權早就成了夕陽政權,在它的發源地都已經落山了,孤獨前行的中共一黨專制政權還能走多遠呢?
    
    中國從一黨專制和平轉型為民主社會的可能性
    
    共產黨是一個十分依賴暴力的政治集團,迷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鞏固政權也是靠暴力鎮壓。這些專制者的權力慾望都很強烈,對特權和既得利益絕不輕言放棄,所以很難想像他們願意主動交出權力,和平轉型到民主社會。一九八九年的民運,只不過是學生和民眾反「官倒」,反腐敗,並沒有要求共產黨下臺,便遭致殘酷的屠殺。因此,人們普遍對從一黨專制和平轉型為民主社會不抱任何希望,十分悲觀。
    
    於是,有人提出,不要惹翻了共產黨,要跪求共產黨,要順著它的毛摸,除了以言勸善外,還必須儘量照顧它的利益,承認共產黨的主體(非領導)地位,模仿西歐的「君主立憲」,搞「黨主立憲」,把共產黨像西方民主國家的國王那樣供奉起來,給予最高的榮譽以及優厚的物質待遇,只要求它把國家權力讓渡出來。此種「黨主立憲」的論調曾經很流行,現在還有很大市場。然而,這種想法是不切實際的。理由很簡單,國王只有一個人,加上皇族,人數極其有限,優待起來很容易。而共產黨是一個幾千萬人的龐大組織,淘汰誰,保留誰,誰說了算?這麼多人,怎麼供養得起?即使此法可行,共產黨也不會同意,還會反咬一口,認為「黨主」的說法是對他們的污衊:共產黨掌權是為人民服務的,不是圖享受的!你又如何與之辯論?更有御用學者把「黨主立憲」故意歪曲成「黨——主立憲」,即由共產黨主持制訂憲法之意,現在不就是這樣做的嗎?試問,你又如何與之講理呢?
    
    不過,筆者對和平轉型還是持樂觀態度。理由如下:
    
    一、由專制轉型到民主是一股強大的世界潮流,誰都抗拒不了,稍有理智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不會愚蠢地去抵制。睜眼看看世界,世界上僅剩屈指可數的幾個專制國家。皇權專制國家基本上沒有了(沙特可能還算一個),剩下的幾個都是一黨專政的共產黨國家,中共是其中最大的一家,處境孤立。
    
    二、和平生活是一個國家內全體人民的最大訴求,中國人民飽受過內亂之苦,絕不願意看到因社會轉型而再陷入混亂之中。「六四」大屠殺對中共造成了巨大衝擊,它至今仍不敢面對,這些都是製約中共以暴力拒絕轉型的強大力量。
    
    三、共產黨並非鐵板一塊,它也是由不同觀點的人組成的,現在的中共黨內並不缺乏頭腦清醒和睿智的民主派人士,他們是未來轉型的希望。改革開放中不是也出現了胡耀邦和趙紫陽嗎?如果當時他們掌握了實權,恐怕中國的政治體制轉型不至於拖到今天還沒有蹤影。
    
    四、共產極權制度是一個極其腐朽、沒落的製度,它是靠暴力和謊言維持的,法理上十分虛弱,原則上可以不打自垮。蘇、東的和平轉型就是最好的例子,也是榜樣。專制堡壘總是從內部垮塌的,並非統治者高喊團結就能阻止其發生。尤其是它的集團世襲的所謂指定接班人制度,無法找到一個合理穩定的規則,暗箱運作很容易發生危機和不測,導致失控。
    
    五、共產主義的失敗使共產黨人失去了信仰,喪失了對制度的自信,官員們先把家屬送到國外定居,轉移資產,隨時準備逃離自己的國家,政治上和心理上已處於十分虛弱的地位,無力抗拒要求民主轉型的壓力。
    
    六、從中國歷史看,除了從封建社會轉型到專制社會是靠武力兼併外,其他兩次轉型都是和平的,世界上從皇權專制社會轉型到民主社會也基本是和平的。
    
    但是否都能做到和平演變或轉型,沒有誰敢打這個保票。專制體制的垮塌是一個客觀的和不可預設的偶發過程,蘇、東的和平演變誰也沒有預計到,完全出乎人們包括西方政治家和蘇共領導集團的意料之外,連葉利欽和戈巴契夫也沒有想到蘇共和蘇聯就這樣消失了。所以,我們也無須為和平轉型去預設某些條件,它可能在人們最不經意的時刻就突然發生了。
    
    尾聲:說說亡黨和亡國
    
    國人要求中共在政治上和平轉型,可是中共領導人卻總用亡黨、亡國來嚇唬老百姓,所以有必要說說亡黨、亡國的概念。
    
    「亡黨」之說是根本是不成立的!我在文中已經說了,正規的政黨是自生、自養、自散的「三自」社會團體,在民主社會裡,政黨就像地球上的物種一樣,已有的物種隨時在消失,新的物種隨時又出現,十分正常,甚至都不被人知曉和察覺出來,沒了就沒了,沒有什麼大不了!除非中共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政黨,除非中共認為自己是救世主,人們離開了就活不下去。中共敢大聲說出來嗎?在國人眼中,中共是一個「外生、民養、拒散」的怪胎,它作了那麼多惡,造了那麼多的孽,從不檢討,從不道歉,民心早已喪盡。它消失了,誰也不會惋惜,更不會被嚇著,說不定還要慶倖哩!再說,政黨的消失,並不需要清算其成員,別自己嚇唬自己了!
    
    再說「亡國」,那更是沒有影兒的事。一個國家尤其是一個大國怎麼可能輕易地滅亡?真是天方夜譚!只有外族侵入、佔領、統治,才算亡國,哪有因政治體制轉型而亡國的呢?在中國的歷史上,發生過兩次亡國:一次是蒙古人滅宋,建立元朝;另一次是滿族滅明,建立清朝。然而,外族侵略者最終都沒有好下場,反都被主體民族漢族給滅了,民族被同化了,祖地也歸入了中國。軍國主義的日本也曾想滅亡中國,結局是眾所周知的。可以說,現在世界上沒有任何勢力能滅亡中國!這不是故意嚇唬同胞嗎?
    
    不過,話說回來,「亡黨亡國」已經成了一黨專制者無意識的、習慣性的口頭禪,也不必和他們較真。問題在於官民不平等,如果老百姓議論共產黨會否亡黨,那就是大逆不道,要擔風險了。
    
    梅元禧謹敬 [博讯来稿] (博讯 https://boxun.collateral-freedo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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